据东北网报道,6月30日上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于文波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妨害公务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虚开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于文波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15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六年至一年零八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建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于文波为组织、领导者,轩福良、蔡建存等六人为骨干成员,佟少辉、苏伟仁等八人为一般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企业为依托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依仗组织威慑力和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公职人员的包庇、纵容、不正当履职,采取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实施妨害公务、敲诈勒索、非法拘禁、非法占用农用地、虚开发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行贿等犯罪和暴力拆迁、殴打他人、串通投标、逃缴税款等违法行为,欺压、残害群众,攫取巨额经济利益。
该组织在呼兰区及建设工程、保洁、供热等多个领域已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通过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严重破坏人民群众安全感和社会管理秩序。
自中央扫黑除恶第14督导组2019年6月5日进驻黑龙江省以来,哈尔滨呼兰区就处在“风暴眼”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包括呼兰区委原书记朱辉、原区长于传勇、区政协原主席孙绍文等在内的当地多名“重量级”领导干部先后“落马”。《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报道指出,他们均涉嫌为被群众称为呼兰“四大家族”(杨、于、王、董)的涉黑涉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四大家族”中,先是于家被查处。
2019年6月10日,于文波等1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被提起公诉,于文波被诉罪名多达10项。同年6月下旬以来,其他三家(以杨光、杨宏和杨荣等为首的杨家、以王志江为首的王家、以董俊珍为首的董家)相继被查处。
于文波被查处前,是资产庞大的亿兴集团实际控制人;杨家掌控鑫玛热电集团等近百家企业,在供热供暖、房地产、公交线路、商贸等行业领域进行垄断经营……在经济上攫取巨额利益同时,于文波、杨光等人还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罩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先进人物、杰出青年等多种光环。
“四大家族”在呼兰的势力、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当地干部介绍,有两个现象就能说明问题:
一个是,杨光人称“杨书记”,于文波人称“于区长”。当地可能有人不知道在任区委书记、区长姓啥名谁,但是没有人不知道“杨书记”“于区长”大名;另一个是,以往当地一些干部群众都“乐于”与“四大家族”搭上关系,家里有红白喜事,只要“四大家族”安排人来,即使空手都是倍有面子的事;有的干部认为,沾上杨、于两家,或者被认为是某家线上的人,自己“进步”就会快。
报道中,哈尔滨市、呼兰区两级纪委监委结合呼兰涉黑涉恶案查处情况,对“四大家族”坐大成势及涉黑涉恶腐败问题进行了初步剖析,“经过多年的‘经营’,他们构筑了一条‘以黑蚀权、以权护黑、权黑勾结’的利益链条。可以说杨、于等家族的‘发家史’,就是一部违规经营、利益输送、逃避打击史。”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报道指出,呼兰黑恶势力坐大,大体上是“三部曲”。第一步,违规攫取利益,逐步形成一定势力。如杨、于两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逐步完成原始积累,为形成涉黑涉恶势力奠定基础。第二步,围猎官员,培植“保护伞”。于文波案起诉书显示,其团伙为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送礼金、购物卡、办公桌椅合计234万多元。第三步,肆意妄为,称霸一方。除建筑、供热、交运线路外,他们连一些细枝末节的行业都把控了,甚至殡葬、收废品等都被垄断。
报道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7月底,呼兰涉黑涉恶案立案审查调查公职人员176名,其中被采取留置措施21人。
据了解,今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还提到了于文波涉黑涉恶案件。
报告在回顾2019年工作时指出,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把扫黑除恶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加强与政法机关协同配合,制定破解“保护伞”查办难题相关政策,对移交问题线索全面摸排、重点督办,对重大复杂案件同步立案、同步调查。实地指导查处云南省昆明市孙小果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于文波、杨光等涉黑涉恶案件背后的责任问题、腐败问题。
来源: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