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是法定的国家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国家的刑罚权，产生于抑制社会越轨行为维护正常统治秩序的国家基本职能。刑事诉讼，不是单纯寻求个体权益的救济，而是为了公正的处罚和有效的矫正，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一、诉讼证明责任主体特定性
普通的证明活动中，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不是特定的，可能由相关的任意人承担，但在诉讼中，证明责任必须是法律赋予特定诉讼主体来承担，但并不是所有诉讼主体都有资格承担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负责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在进行立案侦 查的时候，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必须收集、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实施。如果公安机关 不承担这一系列证明责任，就根本无从进行侦查行为，自然也就无法把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即使移送到检察机关也要承担被退回补充侦查的危险。同理这种证明责 任适用于国家安全机关。
人民检察院也是证明责任的主体，审查起诉的过程是人民检察院证明案件是否符合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条件的过程。在审查起诉时，人民检察院必须收集足够的证据，并且证明确实符合起诉条件或者不符合起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所作决定(包括起诉决定或不起诉决定)能被认可。
我国的诉讼结构形式采用复合型诉讼结构，在侦查、起诉阶段体现了线形的诉讼结构，在审判阶段体现了三角结构。据此，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起诉阶段承担的是证 明责任，在审判阶段承担举证责任，只负责将侦查、起诉阶段查证属实的证据提交法庭并进行控诉即可。如果在审判阶段仍然承担证明责任会有越权之嫌，导致另一 角度的控审不分。
虽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主体，但不是诉讼证明责任的主体，根据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以及国内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有 罪，按79年《刑事诉讼法》的诉讼理念，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已被当然认为是罪犯，所以只能坦白交待自己的所谓罪行。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重大 修改以后，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诉讼客体变为诉讼主体，法律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这里的如实回答不能被看作是被告人的 证明责任。因为如果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将会使司法人员推卸责任，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人权，与诉讼基本原理相违背;同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特 殊的诉讼地位，受羁押的状态使其无法承担证明责任;强加责任可能仍然导致刑讯逼供。基于以上原因被告人不应承担证明责任，不能自证有罪，无论被告人是否如 实回答都不能减轻或解除司法人员的证明责任。当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可以提出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但这不是他们所承担的证明责任，而是法律赋予其辩 护权。
1.收集证据必须主动、及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稳定性只是相对的，证据材料也不例外。犯罪分子为了掩盖罪行，可能破坏现场、毁灭罪证;各种自然因素也可能破坏甚至毁灭犯罪现场或犯罪行为造成的痕迹;保留在人们意识中的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的减弱，也可能逐渐变得淡漠或失真，等等。总之，犯罪发生之后，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提取证据，并用有效方法加以保全，则证据很可能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而被歪曲，甚至被毁灭。所以，为了获得丰富的、真实可靠的证据，就要求必须主动、及时地收集证据。
2.收集证据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目的、有计划可以避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从而使收集证据的活动更有成效地进行。当然，不能仅凭主观想象来确定目标、制定计划，而应该在对案情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目的，制定计划。同时，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和变化，也要相应地对原来的计划做必要的修改或重新确定目的和计划，以使目的和计划符合变化了的实际情况。
3.收集证据要客观全面。所谓要客观，就是要以案件的实际情况作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了解它，并如实地加以反映;要尊重客观事实，反对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所谓要全面，就是既要注意收集能够证明有罪的证据材料和可能加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责的证据材料，也要注意收集证明无罪的证据材料和可能减轻犯罪嫌疑人罪责的证据材料，反对主观片面性。
